不愿困在工位的自由职业者逃到海南大理有畅快也有无奈

　　北京就像一个遥远的梦，四环上笨拙挪动的车流，地铁早高峰拥挤的蚁潮，如前尘往事。她新身份是海岛的游民，自由职业者，写稿谋生。
　　海南聚拢许多和她一样的年轻人，编剧、译者、视频博主，自由程序员，以及打零工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只是生活一部分，不再是生活的重心。
　　在隔海的广西和云南，同样有年轻人迁徙到乡野。他们自称为山民，工位不在写字楼内，而在山野之间。
　　远程办公之余，他们组团徒步苍山，骑行洱海，参加形形色色的市集，在草地上玩飞盘，或者躺在屋顶，晒太阳看云。
　　无论是岛民还是山民，统一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多为自由职业者，推崇地理套利：利用城市间的收入和物价差异，换取更自在的生活。
　　“银行存款有百万美元不是终极幻想，而是它所能带来的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走错的一步就是从未迈出第一步。”
　　她形容过往24年：人生就像困在拉力赛里的赛车，要跟着指示，要计算燃料，不停想着未来几年实现什么样的世俗目标。
　　视频里，女孩对着镜头说，“别人说我们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掀翻牌桌后，会发现你的选择还有很多。”
　　《漫长的季节》里，九十年代工厂女工说：身上像有个圈，按部就班地在圈里走着，没人问为啥，也没人出去溜达过，就连踩个线都害怕。
　　然而，那些梦想很快被现实碾灭，211门槛之后，等着996生活。脑海中时刻塞满任务、指标、需求，循环往复，一步踏错，便如脱轨。
　　越来越多人不愿原地奔跑。2021年，躺平流行，百度躺平吧，迅速出现几十万跟帖。与其无意义空转，不如停下休憩。
　　躺平是调侃，同样也是反抗。很快，年轻人反抗的方式升级为斜杠青年。工作之余，也可有自己的事业。
　　新媒体运营下班去瑜伽店当店员，收获了简单体力劳动带来的放松，投资机构总监晚上给公众号写稿，感到久违凭兴趣工作的快乐。
　　她在地上摊开绣着《神奈川冲浪里》的挂帘布，再铺满二手衣服。有熟人晃动手电，算作招呼。鬼市收益不多，但众人乐此不疲。
　　北边停车场玩滑板的，有一半是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东南把角那个卖手办的，白天在证券公司上班；隔三差五，你还能看见住在百子湾的模特和小明星，网络上赫赫有名的段子手，还有无数家青年文化媒体的员工。
　　逃离圈子的年轻人，有着各式逃离方式，有人裸辞过间隔年，有人努力省钱过FIRE生活。社交媒体上常见倒计时，如“距逃离北京还有一年零八个月”。
　　小姜做数字游民之后，有一整月收入为零。生活压力让她不断接活，渐渐又回到没时间梳洗，加班到深夜一两点的岁月。
　　去年夏天，她住成都，为降成本，租住老旧社区的小房间内，结果同时遭遇了封控、高温和断电，还要处理工作，“已接近抑郁”。
　　在四川森林保护区做解说员的女孩，发现年轻员工总是来了又走，很少有人能呆满一年。大家聊天话题常在担忧无法再回归城市生活。
　　在北方的鹤岗，《先生制造》的道中，女孩远道来此，开炸串店为生，没有订单的下午，便是拉上窗帘睡觉。醒来时，房内安静无声，窗外一片黑暗。
　　游民并不是出口，更像是暂避。洱海边的草坪上，吉他声断断续续，有女孩说，“整个趋势是大家想要暂停下来”。
　　世事已重如山海。2023年，高校毕业生将达1158万人，4月，国家统计局数据青年失业率已达20.4%。
　　漂流总有尽头。在海南撰稿的笛笛，今年年初已重回北京，入职互联网公司。在森林解说的女孩，也重回媒体机构上班。
　　放弃世界500强工作机会的男生，穷游十个国家旧物市场后，开了自己的旧物店铺。爱好和工作合一，这是数字游民最美好的归宿。
　　我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烧一壶开水放在桌上，给我的小佛像洗了个澡，然后开始工作。我终于不那么渴望生活在别处，我的生活就在此处。
　　小姜从北京一路漂到大理，最初新鲜感褪去后，生活迅速乏味，每天重复着拍摄、刷视频、对接甲方的日常。
　　某个晚上，大理民宿阳台上，她看到一朵小小烟花在远处绽放，想起北京出租屋的阳台上，也能看到这样的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