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苏联电影？

　　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集中化的过程中，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首要条件是改变心理和道德，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和素养，要他们以新的态度对待劳动、对待集体和共事的同志。因此，艺术也就面临着这样的课题：发现、理解和展现那些献身的人在做些什么。柯静采夫和特拉乌别尔格在构思著名的《马克辛三部曲》时提出了“探索主人公”的独特模式：“通过许多我们常见的人描绘出未来新人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在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中锤炼出来的。我们希望展示社会主义建设者、无产阶级新型物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的性格。”按照时代的要求，再加上苏联电影一直承担着过多的宣传教育和认识功能，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肯定生活的要求，苏联电影在刻画把典型和个性辨证地结合在一起的银幕角色方面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途径，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入性格和丰富社会精神特征的正面主人公形象。虽然有一些形象苍白模式化，但也出现过很多真实的、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当时拥有大量观众的影片如《马克辛三部曲》、《夏伯阳》、《政府委员》等，完成了电影当时所承担的基本任务。这些影片研究者在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历，通过个人的命运表现人民的命运，揭示战士和建设者的性格，使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相结合，塑造一批英雄形象，并用真实地描写他们在生活激流中的美德表现达到高度的教育目的。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即使也会犯某种错误，例如夏伯阳在与政府委员的冲突中就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但他具有的那种个性、行为和思想的总的社会特征及其道德特征，仍然是一个正面人物的品质，起来反抗充满暴力和压迫的旧世界的具有惊人感召力的人。他的行为和内心冲突都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才显得更为生动、丰富、接近观众的心窝。
　　（二）鲜明的文学性特征苏联电影和苏联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这种对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借鉴使得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能够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甚至很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就改编自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1、优美的诗学意蕴和抒情的散文风格1931—1934年间，在苏联电影工作者中间掀起了电影史上最有代表意义的争论之一，双方就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和电影语言发表了许多意见，也就是电影形式需要具有诗的特性还是散文的特性，在以后的苏联电影中也就形成了“诗学电影”和“散文电影”两大流派。散文的语言是叙述的、描写的;而诗的语言则是隐喻的、夸张的。可以说，苏联电影从默片时代的期开始就有了诗学意蕴的传统。十月后，在苏联社会的气氛和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为了能使电影像语言那样发挥宣传作用，被的热情和电影的热情所激荡着的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杜甫仁科、库里肖夫等人，创造了“诗的电影”学派，创造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巧妙地运用诗的语言表现方式—寓意、象征等等来表现时代精神和初期的，使得影片具有了诗的艺术韵味，如《母亲》中“春天的来临象征着囚人将得到解放，冰河的融化，则含有群众开始行动起来的意义”。之后的苏联影片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学派，这类“诗学电影”没有大起大落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即便是在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也体现了如梦如幻的诗意美感，如影片《雁南飞》、《伊万的童年》。
　　《雁南飞》是苏联诗电影的最卓越的代表作之一。卡拉托佐夫是50年代诗电影的积极倡导者，他宣称“真正的电影必须是诗电影”，浓郁的诗情画意在他的影片中突出地表现在摄影技巧上，影片的摄影师乌鲁谢夫斯基在“车站送行”、“鲍里斯牺牲”等段落中创造了情绪摄影的典范，“鲍里斯牺牲”这一段落更是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段落之一，片中海用了大量具有隐喻和主观情绪色彩的蒙太奇镜头，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投射在银幕上，使摄影机被赋予了个性化的生命，整部影片充满了浪漫主义悲剧的。除“诗学电影”外，“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苏联“散文电影”反对戏剧化的电影模式，主张电影向散文学习，不采取传统戏剧的结构原则和强烈的情节冲突，而采用接近生活本身自然形态的结构和生活化的情节与细节，更加真实、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近乎原生态的社会和人生，力求缩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使影片显得更亲切、更可信、更富有生活气息。26例如苏联著名影片《母亲》的功绩正是在于它的雄伟气概，在于质朴自然，在于没有“诗的华丽辞藻”。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有《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等，这些影片塑造了领袖的形象，描写了英雄人物的思想发展和性格成长，并通过事件的结构和人物的心理刻画，表现了时代环境，歌颂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历史上的丰功伟绩。40年代以后的“散文电影”更着重通过多种叙述手段，用多侧面、多层次、多声部的手法，使作品更加接近生活的本来形态，以造成真切可信的艺术效果。这类影片往往是从自然的日常生活描写与相对自由的散文结构中表现现实生活的某种规律性和戏剧性因素。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在电影的形象化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苏联电影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始终不渝地力求把广阔的历史规模和综合性与深刻的心理描写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这一年轻而又具有强大威力的艺术宝库。2、优秀文学作品的改编二十世纪的苏联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苏联电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优秀影片是从这些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而这些改编的电影作品也正像文学作品一样，反映了俄罗斯的民族风格，从整体上也体现出一种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如影片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静静的顿河》(1958)、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1934)等等。影片《夏伯阳》，根据富尔曼诺夫于1923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由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小说讲述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军官夏伯阳的传奇故事，导演根据自己对于原著的理解和对于电影艺术特性的思考，亲自动手重新编剧。他们改变了小说原作比较松散自由的风格样式，增添了白匪高尔察部队保罗兹金上校这一反面人物，加强了人物刻画，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这使得影片明显区别于蒙太奇学派大师们之前的作品，从史诗性的、夸张的、抽象的、富于的表现转向了具体的、形象的、细腻的人物刻画，使影片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三）优秀的战争题材影片战争题材一直是苏联电影中经久不衰的一个题材，对苏联电影真正实现其教育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苏联的电影艺术家们从各种各样的视角将真实的战争反映在银幕上，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苏联电影所再现的战争教训，可以促使当代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可以使他们更清晰地看到过去、更深刻地理解现实、更有把握地确定未来的轮廓。应该说，在世界影坛上，苏联拍摄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数量最多、风格最丰富独特、主题内涵也最为深刻。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用自己锐利的目光、严肃的思考、深沉的感情表现了战争胜利的另一面，达到一种冷竣甚至严酷的程度。摄影机时而像望远镜，收尽了硝烟弥漫的千里疆土，时而又像显微镜，细察了身处战争中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变化。采用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战争进行了反思，描写了战争的破坏性，表现了战争中人们不幸、苦难而又悲惨的生活，鞭答了战争的罪恶，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并且通过电影所再现的战争教训，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进行思考，更清晰地看到过去，也更深刻地理解现实。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苏联电影不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指导下，苏联电影的使命似乎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体现进步的或的倾向，肯定社会主义和建设的胜利，强调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功能，特别突出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从而导致某些苏联影片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一）对于现实生活的虚幻美化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电影最为重要的品格，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能够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可是由于对电影“歌颂生活”、“肯定生活”的指导思想，尽管很多苏联影片能够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在表现现实社会时往往会忽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将生活美化，以虚假的理想主义取代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批判，偏离了“现实主义”的真正要求—“写真实”。在苏联，像《库班哥萨克》这样的影片还有很多，这些影片都没有站在真正真实的角度上去反映现实生活，而是对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可以说，这与苏联文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原则密不可分。就像刘绍棠在谈到这一创作方法时所指出的：“这个创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是从‘现实底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是真实，而必须去发展地描写，结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面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和阴暗面，都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那么‘从现实底发展’来看，当然是应该不写的了，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的‘现实’这两个字的意义，还剩下了什么呢?”’当然，50年代后期，苏联文艺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恢复了“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和“干预生活”的态度统一了起来。（二）英雄人物刻画的概念化、理想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文学艺术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由于对艺术教化功能的强调，苏联电影中的很多人物塑造更多地强调时代责任感和感，片面强调“大写的人”和“正面人物”，从而拔高了英雄的形象，使得这些英雄的光环带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性。对于英雄人物的描写更注重写他们共同的先进的觉悟，却缺少对于人物性格的个性展示，客观上导致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和简单化。特别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50年代前期是整个苏联个人迷信盛行的时期，教条主义笼罩着整个电影界，再加之卫国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对于整个国家和国家中的每个人来说都还记忆犹新，取得胜利的苏联上上下下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每个人都充满了热烈的喜悦之情。从战场上回来的战士成为人们心中最崇高的英雄，人们普遍认为是斯大林的正确领导和这些绝对的英雄给他们带来了胜利，对于个人英雄的崇拜充斥了每个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倾向也对电影的创作造成了影响，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不再具有普遍的人性，缺乏坚实朴素的力量，作品中的人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千人一面的模式化现象。这些影片在塑造人民英雄形象时，采用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高大完美的风格，使主人公完全失去了个性，这种概括方式陷入了公式化、主人公成了一些假定性的人物，这种把主要人物理想化的做法也使现实主义蒙受了损害。三、结论苏联在世界上已成为历史，苏联电影也已成为过去，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唯我独尊的创作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苏联电影的发展，但是它所创造的辉煌却是无法抹灭的。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苏联电影和养育它的国家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电影艺术家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苏联电影艺术家，以真诚的血泪，艺术地记载了国家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为祖国的命运歌哭，喊出了苏联母亲的心声。虽然它过于意识形态化，更为强调用社会主义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但是它更提出了要求电影艺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要求排除商业化对于电影艺术的腐蚀，反对低级的、的、恐怖的庸俗的电影艺术，从而成为世界上一种高尚的、健康的、具有美感的人民电影。苏联的电影艺术工作者用所创造的“蒙太奇”手法和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或深沉浑厚、或幽静安宁、或壮丽辽阔、或忧郁抒情，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不仅深深感动了苏联人民，而且对其他国家的电影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电影的创造。我国在苏联文化艺术浸淫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至今仍记得苏联电影中形象的人物、诗意的镜头以及那些悠扬的电影主题曲。“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应当提倡的，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官方确定的创作方法，客观上长期束缚和制约着苏联作家的创作，稍有偏离就被视为离经叛道并遭到批判或打击。其直接后果是，艺术家失去了个人风格，其他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法运用，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被片面强调，审美功能变得微乎其微。这种过于强调倾向性和过于“偏重阶级”的特点，事实上是对于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限制与扭曲。文学艺术作为“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童庆炳语)，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但它毕竟属于“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恩格斯语)，它对社会的作用终归是间接的、有限的。文学就是文学，电影就是电影，它们不能代替投枪和匕首，它们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人们做梦的愿望的文字和影像符号而已，它们只有通过对人们心灵的作用刁‘能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走向消亡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的存在有它自己的规律，官方不应当对它的发展做过多的限制和干涉，艺术创作应该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这样才能出现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审美，只是它的附带作用，我们千万不可本末倒置。“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文艺批评包括影视艺术批评在内的最高标准”，“衡量一部作品艺术上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就看主体是否将一种优秀的或崭新的思想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与妥帖的艺术符号传达出来，达到人们常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引一部影片即便没有性，只要具有审美意义，就可能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如果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不能愉悦精神，不管它的意义有多么强烈，它也不能算是艺术作品。抽掉了审美性质和审美价值，让艺术过多承载行政任务、教育任务、宣传任务，那么艺术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就不再需要现实主义，恰恰相反，现实主义是当今电影人必有的精神，这一点，苏联电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除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过多关注，我们今天的电影界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作品，需要能够直面现实，积极地看待人生，思考和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和面临的问题;既热爱生活，又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合理的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列宁曾经指出，“一切艺术中，对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就像加拿大当局曾经指出的：“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当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我们中国的电影也应当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文化。我们需要能够勇于承担社会批判责任的电影艺术家，需要我们的电影艺术家能够直面人生，不回避现实，不论是丑恶还是美好；我们需要现实主义，也需要现实主义的批判性，需要它代表社会中受到损害的各个阶层，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代表道德理想和传统美德，去揭露和批判社会中的不理想、不道德、不完善、不公正之处。让电影不仅仅是一种造梦的舞台和手段，更是一个反映真实人生和真实社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