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严越：从风雨中走来——评《觉醒年代

　　在《觉醒年代》第9集中，张勋筹谋复辟，李大钊先生离京南下。他到达南方，登上码头，与码头工人细语交谈，这时镜头一晃，聚焦在了岸边的锁链上。这样一个饶有深意的镜头昭示着全剧的逻辑：《觉醒年代》描绘了救国家于水火的青年群像，逐步拉开他们摸石头过河、淌混水走路的艰难历程；也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党宣言》中铿锵有力的呐喊：“无产阶级在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找到马克思主义、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这是《觉醒年代》之所谓“觉醒”，也是全剧的主旨所在。剧中生动勾勒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不仅仅有《新青年》阵营敢为天下先的种种探索，同时赋予了保守派比较立体的形象。比如，辜鸿铭作为保守派的代表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笔墨。他既有“清廷遗老”的作派，又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气质；他虽然厌恶《新青年》阵营的主张，却在面对外国强权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利益。这较为客观地还原了复杂的历史现场、使得历史人物更加鲜活，却也抛出了更严肃的问题：既然人人都爱国、都想救国，那么什么样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党为何应运而生？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使人于细节处想见我们党一百年以来精神的传承。这部剧不仅出彩在“一校一刊”如何在新文化运动中排兵布阵，而且将镜头对准了校园和文人圈之外的“江山”，呈现出一幅众生相。剧中频繁地出现匆忙的行人、运货的骆驼、摆摊儿的生意人,水里的鸭子、池塘里的青蛙、院里的兔子，他们既是人间的烟火气，却也在一片暖黄的色调中蒙尘；既是古老中国的生机所在，又背负了沉重的历史枷锁。
　　普通大众和生灵万物，并不仅仅作为构图背景和叙事背景存在，而是通过人的眼睛呈现出来。这些人，正是日后党的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其自身为剑，与旧势力顽强斗争；亦以其自身为笔，书写着党的宗旨。青年出场时，他从风雨中跑过，观望着周遭：有牵着牛的农民，亦有挥着马鞭的官兵；有被贩卖的女孩在绝望地哭泣，有坐在汽车里的男孩吃着三明治；有鸭子满街横行，也有乞丐匍匐讨食。他从风雨飘摇中走来，亦从人民中走来。改变眼前的一切，为国家谋出路、为人民谋幸福，像一颗种子一样深深种进了一个青年学生的心中。
　　贫苦大众进入有志之士的视野，他们进一步思索社会的沉疴痼疾。鲁迅玩弄古物之时，身后的看客和人血馒头已在他心中写下了“吃人”二字；李大钊先生在南方乡村，遇到一位带着红冠哭泣着的新娘，迎亲的竟是一只公鸡。他眼前的这幕悲剧，正是日后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所写道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在切实体察普通大众的生存现状后，这些无产阶级战士们才找到了中国社会的病根所在。人民从来不是作为背景和陪衬存在，人民不外在于先驱者的眼光，亦不外在于他们的使命和责任。“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觉醒年代》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救国的历程，但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始终是薄弱的。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新文化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土壤，中国党才能够从人民中诞生并肩负起时代的重托。
　　《觉醒年代》中还有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青年从湖南到北大学习，踏入北大校园看到一切都生机勃勃。北大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又像是一处桃源。他在这里汲取了诸多书本知识，但黄金世界尚未到来、桃源亦非他的选择，最终他依然到风雨中去、到人民中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觉醒年代》作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为我们展现着党的初心，也诉说着“为国家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是一百年来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