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李嘉鑫：《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的文化和思考

　　电影中有着对“小家文化”的渲染刻画，其中的小家指的是主人公刘培强的家庭，包含着血脉相连的父子情谊、情同手足的兄妹情、血浓于水的爷孙情和互相理解的夫妻爱情。
　　首先是父子情谊的刻画。电影中刘培强由于常年在外驻守，没有精力参与、关注儿子刘启成长、教育的过程，照顾不暇，没有及时关注儿子的情绪，产生了隔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刘启最终体谅到了父亲的不易，也明白了父亲为了整个人类社会和地球所担负的重任，与父亲和解。在此过程中体现的父爱，厚重又无言，没有过多的言语表达却处处真情流露，需要时间才能够理解。而这样的父亲形象，是无数为了“大家”而牺牲“小家”利益的普通人的缩影。折射到现实社会，也就是我国无数为了守护边疆、守护家国的军人形象的集中表现。电影中父子从最初的隔阂，到和解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父子情，是“小家文化”中父子关系和舍小家为大家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启发在现实中存在隔阂的父子能够主动沟通，互相体谅，发现那份难以寻觅、被掩藏在沉默之中的亲情。
　　其次是兄妹情。韩朵朵是被韩子昂领养的孤儿，虽然与刘启并无血缘关系，但是仍然情同手足。刘启在从地下城到达地面后的一系列惊险经历中，始终担任着照顾妹妹的顶天立地的大哥形象；韩朵朵一直在陪伴着刘启，是纯真善良的妹妹形象。影片通过细致描绘了兄妹二人生活的图景，反映出二人兄妹情深，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悌”之道，也启示人们要珍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将其作为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还有是祖孙情谊。即爷爷韩子昂与刘启、韩朵朵的隔辈亲情。不管是对孙子看似严厉的管教，还是对孙女的疼爱，都是长辈深切的关爱。而且韩子昂还充当了刘启和刘培强之间的润滑剂，一方面给刘培强讲述刘启的近况让他不要担心，同时提醒他要多和孙子交流，尽早消迩误会消除隔阂；一方面向刘启解释刘培强在外驻守无法长时间陪伴的原因，帮助孙子和儿子关系缓和；一方面还会积极帮助韩朵朵融入这个家庭。总而言之，韩子昂是维持整个家庭和睦的关键所在，帮助着家庭中的成员彼此理解、相处融洽，处处体现着作为长辈对后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殷切的期盼。在第一部最后，韩子昂牺牲自己保护了刘启和韩朵朵，这一份无畏和无私也是祖孙情谊的最高表现。这份情感描写感人至深，引发人们思考：在家庭中是否有这样一个长辈，关心爱护晚辈，又维系着整个家族的联系；自己是否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份情谊，又是否贯彻了儒家的“孝”道，对长辈有所回报。
　　还有夫妻爱情的描绘。两部影片中详细介绍了刘培强和妻子韩朵朵（与上述妹妹同名）在太空站相识相知到相爱的过程。原本有着幸福美满的婚后家庭生活，但是韩朵朵罹患癌症，身体日渐虚弱，时日无多。加之妻子、儿子、岳父都没有得到进入地下城的名额，刘培强陷入了困难的抉择：他通过进入太空站执勤，将自己的名额转让给儿子，再选择一名亲人作为监护人进入地下城。在与AI对话过程中，刘培强主观上希望妻子能够进入地下城生活，虽然他也清楚妻子身患绝症无法痊愈。妻子也明白丈夫的纠结和为难，主动提出让韩子昂担任监护人，决定坦然面对死亡。这段经历使夫妻二人之前的恩爱和浪漫得到进一步印证和升华，是所谓相濡以沫，夫妻和谐的爱情模版。这样美好的爱情讽刺了现实社会快餐式、虚伪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导演所推崇的夫妻关系，使这部科幻电影也有了感性价值导向和情感温度。
　　电影通过对以上四种情感的刻画，较为全面的体现了中国亲情观的主要内容，给科幻电影融入了人情元素，丰富了电影的维度和内涵。在人与人关系日益疏离、社风日益冷漠的当下，这部分内容无疑体现了导演希望传递内容：将中国的亲情观传承并发扬，让社会充满温情和爱。
　　电影中体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中国奉献精神。第一部中，面对“木星危机”，刘培强毅然决然，冲破moss的控制，独自驾驶空间站主控室并引爆，防止地球穿过洛希极限被木星引力撕成碎片，让人类还有机会在贝加尔湖钓鱼。第二部中，面对“月球危机”，在全球核弹无法及时解秘不得不人工引爆时，中国航天队第一个提出“五十岁以上者出列”，用一百余人的牺牲换来了地球的平安。如果没有国家和世界的存在，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大灾大难之时，总会有人站出来扶大厦于将倾之时，挽狂澜于危难之中，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得以5000年不断而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精神支柱。
　　电影中也体现了“安土重迁”的中国理念。在地球遭遇毁灭性灾难，人类危在旦夕之时，电影中建造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运动至新的宜居星系的“流浪地球计划”，不同于以往西方科幻电影星际移民的情节，创新性的剧情令人耳目一新，也体现了“安土重迁”的中国文化。西方面对灾难是思考如何快速寻找并转移至新的家园，而中国的选择是与家园共进退，一同在宇宙中流浪，直至找到新的宜居星系，凸显了中国人质朴的乡土情结和文化。
　　这种中国式的家国情怀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扛过一次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重要部分。电影对这种思想情怀的着重刻画和呈现，既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又提醒人们要发扬家国情怀，更好地建设祖国；还向世界输出了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中国特色文化精神，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增进文化认同。
　　西方的价值观注重体现个人的价值所在，西方科幻电影通常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复仇者联盟》靠超级英雄关键时刻来拯救世界的核心情节。而《流浪地球》系列突破了以往西方科幻片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导向，着力表现中国自古以来推崇、贯彻的集体主义精神，宣扬了中国优秀的价值观。电影中每当有危机出现时，单凭个人力量拯救世界是不可能的，都是需要集体决策、集体行动的。第一部中的危机并不是由主角（团）单独解决的，是由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克服难关的。木星危机时，刘启想到了点燃木星大气引发爆炸，使地球摆脱引力的解决办法。但是在重启赤道发动机的过程中，是许多救援人员前来帮忙才能成功。在空间站内，moss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为了拯救地球，刘培强重新夺取空间站控制权，操纵携带大量燃料的空间站主控室的过程中，也是有了俄罗斯宇航员老马的帮助和牺牲才能实现。第二部中，太空电梯危机的成功解决离不开所有飞行员共同反抗；月球危机中引爆核弹瓦解月球的壮举也是各国宇航员前辈用生命铸就的。一个人先进只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同仇敌忾，齐心协力，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自古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结晶和精神食粮。
　　全球化逐步推进，全球关系日益紧密的当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2012年11月，党的报告中习同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号召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守护地球，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时代主题的重要体现。电影中世界各国政府克服意识形态差距，成立联合政府和国际空间站应对危机；各国人民也放下文化差异和偏见，联合救援，共同守护。在当今地缘矛盾严峻的当下，这种情节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决心，是古来“天下大同”夙愿的现代化表达。这种精神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主义，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向。
　　电影传递的这两种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表达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进步，构筑共同体以取得长足发展，减少不必要的争端和冲突的友好心愿，也体现了文化自信，展现了独特的大国风范。
　　中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在人道主义救援中体现的更为明显。电影充分体现了 “民本思想”的实践举措，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的人文关怀以用作其他国家开展或改进人道主义救援的借鉴。
　　在行星发动机启动逼停地球自转，导致海平面上涨，洪水席卷大部分沿海地区，无数人失去家园，生命安全难以保证。这时候国家组织救援队，地毯式搜索，全方位救援，不放弃任何一个人。韩子昂也是在搜救过程中救出并收养了一名孤儿。在被淹没的城市中寻找生还者是极其危险而且不易的工作，但是搜救队员还是坚定不移的完成了任务。任务的顺利完成不仅需要他们坚定的毅力和生命至上的信念，还需要他们的智慧和机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在地球流浪的过程中，为了重启5000台行星发动机，让地球脱离木星引力从而离开太阳系，全球150多万人并行运送7万个火石。在这一过程中呈现了“饱和式救援”的概念。饱和式救援是指救援方派出的救援物资或人员的数量远超目标所需的救援方式。在此过程中，救援物资和人力是过饱和的，只要有一个救援方完成救援任务即可。这种救援方式可以确保任务可以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但是资源投入量极大，而且很有可能会造力物力的浪费，一般只有在危难时刻才会采取这种方式，是一种不计任何代价的救援方式。饱和式救援要求的协作交流难度大，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如果能提高资源利用和沟通效率，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那么这种救援方式会成为国家采取的主流救援方式，会有最优的救援效果。
　　行星发动机启动之前，联合政府最终决定地下城的名额由抽签获取，而中方极力反对。这种方式与美国灾难电影《2012》中获得诺亚方舟资格的方式一样，都是一种差额选拔的方式，而这种行为也是值得评判反思的。诚然，一定是因为地下城无法容纳全球人口而不得不出此下策。但是还是需要反思：为什么地下城没有办法容纳所有人？是因为建设时间不充裕？还是因为当初建设规划有误？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是不是有些许草率？抽签又是否能保证绝对公平，排除舞弊？电影中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无可厚非，但敲响了警钟：现实中发生类似天灾时，如何提前规划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保证真正的全面救援。
　　两部电影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对救援的思考，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值得反思的问题，增加了电影的思维深度。
　　第二部中图恒宇是数字生命派核心科学家，先利用550A创造了两分钟的数字生命，又凭借550W的更高级算力延长了丫丫的生命。数字生命的全新概念被搬上荧幕，带来了许多思考。首先，数字生命将人的意识数字化，理论上可以排除疾病等一切外在威胁，也可以将已故之人的意识重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生。
　　但是这也带来新的伦理问题：数字化的生命是否是真的“人”。在这种存在形式下，人的一切反应都是基于计算机处理，这种情况下本独属于人的大脑思考方式已然不复存在，那么这样的“人”是否能被大众所接受？数字生命有没有灵魂和自我意识？如果没有，那么是否能够把它们明确视为非生命工具，对他们进行操控和使用？如果有，是否应该按照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人道主义和道德标准去对待数字生命，给予它们相应的尊重、权利和自由？另外，如果所有的人都被数字化处理，将整个人类社会的信息存储在一个终端中来躲避灾难，那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或者是人类已经灭亡了？一台终端真的能代表整个人类社会，能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吗？
　　图恒宇的初心是想要“复活”丫丫，并给她完整的一生。感动之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复活”后的数字生命能完全复现他的意志、性格，完全代替那个人吗？这样做又是否会使人类死亡的观念产生巨大偏折？这样的行为对自古以来生老病死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可能对自然的底层逻辑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无疑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其次，数字生命的产生和发展是否会导致人类失业率的上升，使得社会产生分化和冲突？如果这一问题导致了失业率上升，政府是否有义务去安置和帮助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再者，如果说别有用心、心怀鬼胎之人，利用数字生命远超人类的强大算力进行违法活动，警方破案的难度将会大大提高，社会危害性将指数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制定针对数字生命的法律法规规范他们的行为？又是否应该对研制数字生命的人加强管控？
　　综合来看，数字生命是人类技术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同样需要进行合理的规范和管理，以避免带来潜在的危机和错误。我们需要更多的伦理、安全、法治思考和讨论，以确保数字生命的价值被充分利用，同时也要确保他们不会损害人类的生存和福祉，不破坏自然选择、进化的底层逻辑和基本的人伦观念。
　　《流浪地球》系列影片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除了紧凑的情节，生动的人物，精妙的特效，精彩的细节之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情感因素，给了观众充分的共情和思考空间。这系列影片带来的思想深度和思维广度值得反复品味。
　　[1]易红、龙玉红、闵梦怡：《对电影流浪地球的文化思考》，载《文化创新研究（文学艺术）》，2022年第9期1-4，共4页。
　　[2]李广霄：《流浪地球中的科技特效与家国情怀》，载《西部广播电视》，2022年第5期122-124，共3页。
　　[3]雷宇迪：《从流浪地球特色文化精神的对外传播》，载《东方娱乐周刊》，2022年第9期0131-0133,共3页。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文化与批评》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