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十大传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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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中国十大传媒事件，尽管总署与国家广电总局的合并早有定论，但2013年3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挂牌依然不失为2013年中国传媒行业的头件大事。
　　尽管总署与国家广电总局的合并早有定论，但2013年3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挂牌依然不失为2013年中国传媒行业的头件大事。
　　在任何一个国家，传媒管理的体制与主管机构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业的发展与繁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原有机构设置基础上，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随着传媒科技的日益进步，媒体融合成必然趋势，市场规律已经促使传媒单位先行一步。在国外，传媒集团除书刊以外往往包括通讯社、报纸、期刊、网站、电影制片厂、电台、电视台、卫星传媒、院线平台等，报社可以有自己的广播部，电台可以有自己的报社编辑部。然而遗憾的是，那些极少数中国传媒融合的先行者们却大多一度遭遇了部门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尴尬。按照媒体类别进行管理，各自审批的管理体制使广电行业、报业出版业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报业出版传媒集团只有报刊纸媒没有视听媒体，广电集团没有平媒的支持与配合，产业融合困难重重。显然，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已经并不符合中央政府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鼓励跨部门、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媒体并购，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的远景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挂牌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为的壮举。
　　有专家认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有助于解决妨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有利于国家文化产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传媒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传媒集团做大做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规范文化市场，有利于实现文化“走出去”。从这些意义上说，两个部门的合并毫无疑义会起到1+12的效果。
　　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之后， 2013年5月10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正式成立，成为新一轮机构改革后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新闻出版广电局。此后各省级广电部门与新闻出版部门的合并也开始大规模铺开
　　2013年10月28日，上海同城两大报业集团文汇新合报业集团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合并为上海报业集团，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使之迅速成为传媒行业的热点事件。
　　有专家担忧，上海报业的合并是行政主导的结果，不符合报业市场化的发展规律。但真正了解中国传媒行业发展史的人会发现，纵观中国传媒业的分分合合，行政力量始终是主导事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传媒改革，从广州日报率先成立报业集团，再到浙报集团的整体上市，其背后都有“行政主导”的结构性因素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既便在行政力量强势主导之下，不同的传媒集团仍可以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中国传媒业的“深层改革从来都是以‘权力中的权利’为特征进行的，即先由行政‘权力’力量强势主导或推动，再在优势建立过程中参与市场竞争、争取‘权利’”。可见，在中国特定的传媒管理体制下，媒体发展的关键并不取决于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而在于，媒体的操盘手是否能借力打力，使合并后的传媒生产要素能从单一的物理升级为真正的化学反应，使之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如若不能，既便是市场化主导的合并，一样可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从的趋势看，上海报业的合并显然不会成为这样的“鸡肋”。众所周知，2012年开始，中国报业经营形势日趋严峻，这使得原来具有先进意义的同城竞争策略发生变化，曾经繁荣的报业明显“产能过剩”。随着互联网的冲击，同城纸质媒体“单维度竞争”显得黯然失色，而报业在数量上的减少，是一种全球性趋势。上海两大报业集团合并，正是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抱团取暖的最佳时机，也必然会削减部分同质化的报纸，这是上海传媒业把握大势、应势而为的必然选择。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14年1月1日起，《新闻晚报》将停刊
　　“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一度有人用这句话来描述曾经的网络世界。然而自2013年8月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网络传谣造谣行动覆盖全国，从幕后走到前台，从线上走到线下，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社会。“秦火火”（网名）、“立二拆四”（网名）、薛蛮子、周禄宝……一个个曾在网络世界里恣意妄为的“网络大鳄”，在这次行动中被扒光了外衣，公开了网络背后不为人知的丑行，令社会大跌眼镜。
　　其实，一帮所谓的为吸引眼球肆意炒作早已成为公害，而且已经借互联网的触角延伸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网络炒作炮制了一批所谓的网络名人，这帮人因炒作而走红，进而对炒作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所谓的网络名人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攫取利益，在互联网世界大行其道，早已成为公开的事实。
　　相关数据显示，新浪和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1.9万个，百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3300个，千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200个。网络名人这个群体，在引导网络、处置网络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打蛇打七寸。有关部门对网络大谣的严厉打击可谓击中要害，深得民心。但也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专家认为，“杀一儆百”固然必要，但网络大谣并不等同于网络大V，对网络大V一棒子全盘否定的作法颇为不妥。有关部门在打击造谣传谣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保持互联网世界的活性，保护网民正当的言论自由。
　　2013打击网络造谣传谣的行动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也昭示网络成为政府成为媒体管理的主战场。有专家指出，对网络世界的有效管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完善法治入手，寄希望靠一场运动进行打击依然可能死灰复燃，唯有健全互联网世界的法律法规，不让网络成为法外之地，才是根治互联网造谣传谣顽疾的根本之道。有理由相信，2013打击网络大谣，只是中国互联网规范管理的一个开始
　　记者因职务犯罪被抓的事情并不新鲜，之所以陈永洲案可以列入2013中国传媒十大事件之一，有三个理由：
　　其一，在陈永洲遭遇跨省抓捕后，陈所在单位连续两次在报纸头版发表声明，高调质疑长沙警方抓人的合法性，迅速引起社会乃至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家媒体如此态度鲜明地利用公共资源为记者背书，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媒行业实属罕见；
　　其二，在《新快报》高调发表声明之后，一些知名媒体及媒体人，在事态没有明了之前，忽视对事件的客观求证，草率迎合《新快报》的声明，貌似传媒江湖仗义的侠气，实则反映出传媒行业在商业化、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浮燥。从这个角度上看，陈永洲案给转型中的国内媒体敲响了一记警钟；
　　其三，相比以往被抓的所谓“记者”，陈永洲的记者身份显得更加正统，根据长沙警方披露的案情及陈自己在媒体上展示给公众的供述，陈永洲的确受公关公司的托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发表了针对中联重科的不实报道。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陈永洲的事，但一篇不实报道从采写到审稿，经过三审三校的流程仍能大篇幅见报，远远超过了陈永洲的能力与权限。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永洲案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也隐隐约约地展示了一些利益集团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利益纠葛，而陈永洲绝对不是个例。
　　近些年来，随着媒体商业化的加剧，“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时常被无孔不入的名缰利锁绑架。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市场精神，各种失范、失序、失德的现象，前所未有地考验着新闻人的良知与操守。”“一些媒体从业者以监督之名，行要挟逐利之实，把媒体平台当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私器。一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挠新闻监督，以各种收买笼络、威逼恐吓甚至是挖设陷阱的手段，试图‘摆平’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一些企业在恶性市场竞争中，变相供养记者，污染媒体环境，推促一些传媒机构走向堕落……”，这就是陈永洲案昭示的社会现实。陈永洲案再次提醒我们，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必须警钟长鸣，媒体公信力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源自韩国，扎根乡土，2013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名人代际沟通野外综艺纪实节目《爸爸去哪儿》火了。2013年10月11日首期CSM46城收视率即获得1.423，第二期火速涨到2.588，第三期则攀升至3.01，随之而来的是翻了一倍的广告，以及微博、微信朋友圈中的话题刷屏。不少观众在看过节目之后产生了生个孩子的冲动，哪怕他（她）们还是单身。
　　《爸爸去哪儿》也给电视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波。从各大电视台发布的2014年度新节目编排表来看，最起码有不下20档节目与亲子有关。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的》、陕西卫视的《好爸爸坏爸爸》、浙江卫视的《我不是明星》、《星星知我心》，还有《我猜我宝贝》、《辣妈学院》、《爸爸请回答》、《宝贝看你的》……让你“亲子”没个够。不仅如此，《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明星孩子的衣着装备也成了模仿对象，“爸爸去哪儿”成了购物网站的热搜词。而节目的每一个外景地，即便是北京门头沟斋堂镇灵水村这个此前无人知晓的小山村也几乎一夜间声名远播，成为一些市民“周末游”的最新热门去处。
　　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一档综艺节目吸引社会眼球成为最受人热议的话题，从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到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再到湖南卫视的这档《爸爸去哪儿》，各大卫视在节目形式与内容上的火拼客观上给受众带来一个又一个的视觉盛宴。然而与此前的综艺节目相比，《爸爸去哪儿》的火爆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当野外综艺的形式与明星亲子生存体验的内容相结合，一下子将观众的视线从灯光刺眼的演播大厅拉到了风景无限的现实生活，进而“终于有了摆脱不是举手就是转椅类节目的机会了”。一档亲子节目引起全社会讨论，当然也折射出了一部分社会现象。当明星在演戏、唱歌时，离老百姓的距离自然会远，而当大明星同样深入田间地头，同样会被熊孩子气得束手无策，同样因为不会给孩子冲奶粉而焦头烂额时，他们在观众心里的形象才亲近、立体起来。
　　总之，《爸爸去哪儿》节目的火爆，再次提醒传媒人一个真理，在媒体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意指每一种媒介的产生都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4G牌照的发放将再次验证这位传播学大师的观点。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4G相比3G，最核心的优势当然指传输下载的速度。“打个比方，原来一部1G的电影，下载完需要近1个小时，现在仅需2-5分钟；原来3G网络玩网络游戏常常会卡，4G速率下，玩所有游戏都非常流畅。”通过高速4G网络，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在线超清视频带来的震撼；可以多人同时高速畅游互动网游或分享超清视频；还可以即摄即传，把欢聚场面同步、高速分享……据了解，4G网络最快速率能达到100Mb/S，是3G网络速率的10倍以上。通过高速的4G网络，手机等移动终端的上网速率将彻底突破瓶颈，甚至超过光纤宽带。由于4G的网络结构更加简单，对用户的响应也更加迅速，因而手机等移动终端是“永远在线”，移动终端接入时，网页即点即现。那些在3G时代因为带宽、流量而被限制的应用，比如物联网、车载、云存储等云计算服务智能家居等，在4G时代也将迎来二次进化机会，逐渐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移动支付有望普及，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启。而这些，也必然带来中国传媒行业新一轮的洗牌与深度结构调整。
　　在传媒领域直接受益的当然是网络视听媒体。过去制约移动视频发展的两大瓶颈是网速和资费。4G时代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手机在线观看高清视频将成为一种常态和入门级功能，移动视频有望规模化。最新数据显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发放了608个信息网络传播信息节目许可证，批准了26家网络广播电视服务台、11家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机构,并批准6家3G手机电视集成机构等，用户规模总体收入都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而4G的开通将使网络视听媒体插上新的翅膀。而对于那些在理念与行为上一直游离在时代边缘的传统媒体而言，4G则可能使他们仅有的受众流失得更快，经营状况也会雪上加霜
　　2013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奇虎360上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这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对国内互联网反垄断的判决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轮上诉360方面请求法院判令腾讯停止涉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腾讯的二选一行为，导致大量的用户卸载360的软件，造成360在产品、品牌形象等各方面的损失巨大，要求腾讯赔偿其经济损失1.5亿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份额超过50%的，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据权威机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2011年腾讯在中国即时通讯产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一直在90%左右。360方面认为，腾讯长期以来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使用模仿、、交叉补贴等方式，采取违背用户知情权、选择权的手段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推广。但作为官司的另一方,腾讯显示并不同意360的观点。马化腾认为，“垄断”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罪名。他直言“所谓的垄断”之后“新的公司可以照样崛起”。双方的各执一词终将通过此轮开审见分晓。
　　然而更多的人却将眼光投向官司背后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现状。有专家认为：“国内互联网在早期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垄断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政府和市场双向规制。垄断虽然不违法，但不能利用垄断地位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产业法和竞争法都对互联网健康发展发挥着健康作用。这个理念应该是政府主导加市场竞争。”亦有专家举出美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例子：美国当年微软与网景公司之间的惨烈竞争，让网景公司成为垄断的牺牲者；但由此推动了美国反垄断调查机制建立。此后电信巨头AT&T由于反垄断而拆分，才孕育出谷歌等新一代企业，而如今谷歌成长后也要接受反垄断调查。互联网实验室总裁高红冰认为，反垄断机制是一种良性的轮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360诉腾讯垄断案，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下一步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有关报道，截至2013年12月8日，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达到55.52%，总票房近百亿元，全国观影人次达5.66亿，其中国产影片观影人次占比57.57%，均达到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同期最高。早在2013年第一季度，14部过亿的影片中，就有8部是国产片，国产电影占市场份额的60%左右，相对2012年同期只占到40%的成绩而言，成功实现“大逆转”。面对好莱坞的巨大挑战，多年来处于弱势的国产影片，终于在本土市场赢得了主体地位。无论是中国电影人还是中国的影迷，终于可以为国产电影的出色表现扬眉吐气一把。
　　中国经济网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篇》以12亿的票房登顶国产电影票房之最，《天机-富春山居图》、《致青春》、《狄仁杰2》、《中国合伙人》等12部电影破2亿，《101次求婚》等电影过1亿，另有多部电影票房突破千万大关。影片类型以爱情、喜剧、动作等类型为主打，《我爱灰太狼2》、《赛尔号3》等动画电影也表现出彩。过去国人翘盼西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值得关注的是，国产电影火爆的背后，是中国电影市场格局在2013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世界电影产业来说，2013年堪称中国年。这一年中国电影市场在世界电影产业的权重发生了变化――中国电影票房位居世界第二。而世界第二带来不仅是名次，还引来欧美电影巨头，都在以技术、合拍、合作等各种方式进入市场，他们在分食中国电影市场大蛋糕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国产电影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民营影视公司表现活跃，新入市场的光线传媒、乐视影业等新媒体，锐角锋利，发展迅速……也纷纷推高了国产电视的制作水准。
　　当然，2013年国产电影取得丰收，并不意味着国产电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扬眉吐气也并不代表没有问题。随着中国电影体系中“独尊”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国产电影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理性、更为多元的时代，国产电影依然在路上！
　　2013年11月22日，小米与微信合作在微信上预售小米手机3。微信用户可专享“微信价”。截止2013年11月27日预约期间，成功预约人数达193.8万。2013年11月28日开售当天，短短9分55秒，15万台小米手机3即被抢购一空。
　　自2013年8月5日开通快捷支付功能以来，微信支付与电商已经实现多种消费场景。利用腾讯庞大的用户资源，短短时间内，微信已经牢牢抓住了4亿多用户的心，并且正尝试将提供给用户的价值从最初的通信和社交，拓展到游戏、购物及与生活有关的一切，微信支付的开通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数量庞大的商家正蜂拥到微信上——他们过去将主要精力放在阿里巴巴，因为那里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全部，包括用户、交易支持、甚至构建自己的运营流程等，而他们似乎正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转向微信。“因为微信有他们非常看重的用户，而且相比PC时代，现在用户处于无时无刻不在线的状态，也提供了更多的推广和交易机会。”
　　于是过去稳坐网上支付头把交椅的阿里巴巴急了。据说已经“退休”的马云，就再次赤膊上阵，带领阿里几万员工携类微信应用“来往”向腾讯宣战，火药味之浓过去几年鲜见，直接扬言要“杀到企鹅家去，该砸的就狠狠的砸该摔的就狠狠的摔”。
　　马云的急不无道理。一旦微信支付伴随着微信4亿用户成为每日交易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将意味着支撑阿里巴巴大厦的支付功能也将从私有转向社会化。微信支付则可望复制支付宝式的崛起：虽然在PC互联网上用户已经习惯了支付宝，但用户正在努力探索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就像2004年支付宝诞生时用户仍然在探索网络购物一样。微信正在或者已经在改变移动支付领域的游戏规则。这种新的变化规则的核心，就是支付和物流这两大交易支持体系的社会化，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行为模式的重建。
　　移动支付烽烟再起，直接受益的还是广大购物者。对大多数购物用户而言，虽然他们在乎的价值核心是商品本身，但毫无疑问的是，支付的方便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速度与效率。
　　2013年，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间的持久论战成为传媒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时代周报》以“不专业时代的不专业战争”为事件定了调。很显然，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斗。
　　虽然持续近一个月的论战跌宕起伏，双方各执一词，火药味十足。但事后冷静分析发现，无论是京华时报看似“义正辞严”的连续报道，还是农夫山泉“破釜沉舟”的冒险公关，均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
　　从最初基本符合新闻规范的监督报道，到自身卷入与企业面对面的“口水仗”，本应置身事外的《京华时报》显然并未“按常理出牌”。媒体在监督过程中一旦不能保持新闻操作的客观中立，必然会损害自身在社会的公信力。事后的一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这场争论对《京华时报》品牌公信力的影响，在腾讯新闻调查中心官方微博“@民调中心”发起的投票中，有43.86%的网民支持农夫山泉，而仅有12.8%的网友支持《京华时报》。
　　而作为农夫山泉这样的企业而言，如何加强舆情监测与研判能力，真诚、主动、及时、全方位的回应媒体报道与公众质疑，善于通过各种渠道与媒体积极沟通，同样是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监督是媒体应有的职能，媒企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2013年的这场争论再次提醒新闻媒体，监督既要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不断追寻事件的，又要对新闻事实遵循专业要求，利益关联时遵循回避原则，永远做独立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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