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洲：治学杂谈

　　谢海洲（1921~2005),河北临榆人。幼承家技，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也有一定造诣。主要著作有《中药常识》《常用药品小辞典》（与于力合编）《药物手册·中药部分》《北京四大名医》等。
　　我出身一个中医的家庭，祖父、父母和叔父都是终生以医为业。相父是一位穷秀才，不事生产，只知读书，且为绅士们教家馆，有时自己也课徒。他经营了两间小药铺，代卖成药，兼看病。父亲、叔父、母亲随祖父学习医术，经常采集当地药材，去杂晾干，为病人做些丸散膏丹之类，收些小费以度日。
　　祖父课徒很有经验，主张先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然后学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参考《笔花医镜》《医宗必读》，再学习《内经知要》，参考《灵素类纂约注》，回过头来学习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看《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背《长沙方歌括》。这种先《伤寒》《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他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我在家庭影响下，到十二三岁时已能读《古文观止》及一些医书，并能背诵二三十篇古文和《内经知要》及一些药物、方歌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害急性传染病故去，母亲也放弃中医事业，进入山海关普济医院随季大夫（犹太人）学习西医，后来就随同到北京妇婴医院工作（为教会医院）。我初中毕业后随母到京，为生活所迫，在医院开电梯，并利用工余，在青年会学习英文。
　　进北京第二年报考汇文中学，因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子女得以免费并可领取助学金。还可利用每年寒暑假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史线装书。此时深得国文教员李戏鱼、高庆赐的指点，学习他们的讲稿、方案、笔记等。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在此期间以志于医学，得与余冠五探讨医学理论。在任教同时考入北大农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大部精力仍教书习医。此时结识了周军声老师。周先生医学娴熟，善于诱掖后进，在他的帮助下，自学了同仁会与上海博学会的西医书。更值得提及的是，经周先生介绍此间得以拜赵燏黄先生为师。赵先生是本草学专家，而且对文献学、文史版本考据校雠学都有研究，鉴定古文物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常提供我图书实物，指导阅读，并为修改稿件，为我在本草方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赵先生教读书与自学的方法等，使我打消了学西医的念头，又回转来学习中医了。自此多年来，追随赵先生，深得其耐心教诲，受益良多。在赵先生处结识了徐衡之先生。他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师，与章次公先生最为要好，他学问渊博，得以互相问难，探讨医理，广开了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至此决心深入钻研中医理论及本草方剂等，于一九四七年投考中医，通过鉴定合格，终于夙愿得偿。
　　一九五〇年，伤寒学家陈慎吾，约我协助为其主办的汇通中医学校担任本草方剂的讲授，并有幸先后聆听陈先生讲《伤寒论》达三四遍之多，深感差距之大。尽管我看过、背诵过《伤寒论》，也看过注家，但很多还是一知半解。陈先生条条用自己独到见解来解释，不拘于注家，而是前后呼应，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并采用类证、类方、类病等归类方法研究，条理有序，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金匮》学习和读其他的书，也无不效验。
　　我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书时，又得遇根先生，他熟谙古典文学，通乾嘉考据之学，通过共同编写讲稿，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又经常请教过瞿文楼先生、金书田先生。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菴、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园］，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中医学源流久远，流派极多，学术见解各有千秋。我早年较注重拜师访友，与同道互相切磋，不耻下问，深得诸家之益处。
　　除此以外，对富于创见，独具一格的医家著作，更是择善而从之。在这一点上，我常想：本来我这北方民间医生，只会开大柴胡、大青龙之类的方子，对于温热病就需向南方医生学习。底本就是《张聿青医案》和费伯雄的《医醇賸义》。丸方膏方偏学前者，处理急性热病多学后者。张聿青少承家学，毕生勤于临床辨证察色，尤长脉诊，极注意节令等对病人的影响。曾著《如梦录》一篇，自述一生为人行事，其经历越艰苦，其成就越大，钻研越深，所得越多。费伯雄先生习举子业，后学医，清咸丰、同治年间，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裁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临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病的方法，用犀角地黄汤、三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办，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之所以能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如败家诊，就是因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解的作用。学习方歌、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床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先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
　　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人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燏黄先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杭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药厂，杭州胡庆余堂，苏州雷允上，上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间，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融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倣也，倣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臣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辩证关系：
　　一曰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敛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邪，用荆防之辛做，又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映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曰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二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活掌握，唯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二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曰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降，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如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曰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他疾，常宜合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味，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此外，临证选药务使精当，推敲玩味，始能切中病情，制方在于常法之中，选药要有独到之处。我应用活血化瘀法时，常将伤科常用之刘寄奴、鬼箭羽、苏木、泽兰等用于内科，效果颇佳。在应用扶正固本法时，常用胡桃肉、黑芝麻、补骨脂、龙眼肉等平和温润之品补肾益脑而收功。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还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如血小板减少症常合用一些有升血小板作用的药物，如连翘、首乌等；粒细胞减少症，应用较大剂量鸡血藤等；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应用桔梗、远志、紫菀等。这些药物的应用一般并不违背中医理论。
　　我从事本草研究多年，但始终不愿放弃临床，并力求做到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因为我觉得既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又有临床体会，医药并茂，方为上工。本人虽非上工，但毕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对疾病进行辨证之后，确立治法用药，是诊治疾病的基本过程。确立治法为理法方药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一环。固然，无正确的辨证，即无有效的治疗；但若无正确的论治，虽则辨证无误，亦属徒劳无功。总之是立法一错，方药全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对基本治法进行了初步总结。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遂有八法的形成。但我认为，八法只是一个总的原则，临证中具体治法应用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会，生理、病理应以邪正斗争为中心，应着眼于扶正祛邪，恢复正常之生理状态，故病有寒热虚实，治有温清补泻；脏腑有生克制化，治有补母泻子；病有六淫七情，治也各有不同，应随其病因病机而转变。人以正气为本。尤其要重视脾胃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肾为先天水火之脏，元阴元阳之所居，命门所系，元气之根，是一身气化之源，其为“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能藏精生髓主骨充脑，故为“作强之官”，主水液代谢，司生殖发育，为生命活动之动力，抗御外邪之源泉。肾的功能关系到全身脏腑，肾病必影响其他脏腑，而其他脏腑病变，后期也必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动摇根本。但先天之本肾，又必赖后天之本脾的营养。人生之后，先天之源已断，赖后天水谷精微之气补充。故《内经》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胜气”“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进一步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说明了后天脾胃对先天元气的作用。不仅在生长发育中赖后天水谷之精荣养，而且在病理情况下，亦赖脾胃健运方能祛除外邪，扶助胃气，恢复脏腑功能。况且，不仅水谷由脾胃受纳运化，而药物亦赖其吸收输布。临证时尤应注意胃气的存亡。“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治疗上宜顾护胃气，如“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乃其胃气来复。
　　“血气为神，要在疏通。”《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又说：“人之血气精神者，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灵枢·本脏》）一切生理功能的完成，皆赖气血充盛。所以，“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素问·八正神明论》）。我认为气血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病理变化的依据。调养气血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脏腑功能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且贵在气血通调，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若外邪侵袭或脏腑失和，则气血运行失调，发生病变，并进而引起各个脏腑功能异常。《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不，百病乃变化而生。”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王清任更指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所伤者无非气血。”故凡病必有气血失调。其在表者，必是营卫失和；其在里者，则是脏腑之阴阳气血不调。轻者在气，重者入血，轻者气血不畅，重者气血瘀滞，甚则形成积聚。诸般病症，由此而生。
　　基于上述认识，临证时常在八法基础上，以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三法为习用之法。推敲揣摩，稍有所得。
　　扶正培本属八法中补法范畴。扶正者，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者，培补脾肾。张景岳曾说：“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也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可见治病之关键在于扶助正气。扶正培本法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虚证和虚实夹杂证。我常用扶正培本以增强抗病能力祛邪外出。对老年体弱者、久病者、产后等正不足者，不可徒攻其邪，以致邪未去而正又竭，病未除而人先危。邪势猖獗，若已伤正，也无忘顾护正气。应用时要抓住三点：益气血重在补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只有脾气健运，才能化源充足，益气生血。而且脾有统血之功，脾虚失其统摄血脉之力，则多有出血之患。而且出血又能加重血虚。所以出血之证亦必须健脾益气，方能使血归于经。对于气血两虚或气虚不摄血，我从补脾入手，当归补血汤或归脾汤加减用之常获良效。在补益气血中还应注意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血瘀时行气以活血，血虚时益气生血，大出血时，注意“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故有用独参汤之举。还应注意血对气的作用。“血不充盛则气无所藏，血失濡润则气易耗散。”李东垣创补中益气汤用当归“以和血脉”，我常在补气时佐入当归等血分药，取血为气母之意。补阴阳应当益肾。肾为元阴元阳之所居，五脏阴阳之虚衰，皆影响肾之阴阳。故凡阴阳虚衰之证，应当注意益肾。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肾气、右归之中，以六味补阴，桂附温阳，所谓水中补火；左归之中，熟地、山药、杞子养阴，又伍以鹿胶、菟丝之温肾，以防阴凝不解。我曾治一妇人，年三十一岁，两年前因产后大出血致乳房萎缩，经闭不行。近两月来又毛发脱落，性欲全无。兼见气短、心悸、失眠、健忘，腰酸畏寒，手足逆冷，全身痿软，舌淡胖无苔，脉沉细无力。经西医诊断为“席汉综合征”。我辨之以肾气虚损，气血大亏。投以扶正培本、补肾养血之剂，方用当归、熟地、五味子、山萸肉、川芎、仙茅、菟丝子、仙灵脾、黄芪、白术、沙苑子、枸杞子、牛膝，服四十余剂而愈。本例用归、地、五味、萸肉等滋阴养血的同时，合以温阳益气二仙、黄芪以阳中求阴，求得其生化之妙，遂使虚衰大证起而复兴。我在补肾时，还特别重视肾和脑髓的关系。我依据中医理论指导，将一些脑、脊髓等中枢系统疾患归于脑髓，而将一些造血系统疾患归于骨髓，提出了补肾养脑生髓的治法，自拟“补肾养脑汤”（紫河车、龙眼肉、桑椹、熟地、当归、赤白芍、丹参、茯苓、太子参、生蒲黄、菖蒲、郁金）和“补肾生髓汤”（紫河车、熟地、龟板胶、党参、黄芪、黑桑椹、制首乌、黄精、当归、仙鹤草、砂仁、鸡血藤），收到一定疗效。补脏腑注意生制。调补脏腑的基本原则，即《难经·十四难》指出的：“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气者益其精。”要根据各脏腑的特点及其虚衰情况进行调治。尤其应注意各脏腑间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生的方面，即所谓“虚则补其母”的间接补法。如培土生金、扶土抑木、补火助土、滋水涵木等。相互资生中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因脏腑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临证诊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
　　（二）根据病情分别选择不同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用峻补，且应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而对于慢性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见功效，不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
　　（三）防止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才能补而得效。
　　（四）注意“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或因脾胃虚弱，补而不适；或因遣药不当，过于壅滞；或因夹有余邪痰浊。正如陈若虚所说：“受补者自无痰火内毒之相杂；不受补者，乃有阴火湿热之相攻。”（《外科正宗》）故常根据情况，或予调理脾胃，或用平补、清补、缓补之法，或先祛内停之痰浊湿热，方能奏效。
　　（五）注意时令剂型。《内经》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说，诸家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服药之时令确需注意。我认为立冬至春分的四个月中，乃万物闭藏之时，人合天地阴阳，气血固摄于内，又少化火滞气之弊，是服补剂的最好时令。而且慢性虚证，又非一汤一药所能马上奏效。故常配以膏丸之剂调理，久用方能收功。
　　（六）注意食养摄生。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药能治病，未可能补人。”“病去则养之。”《内经》提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值得认真领会的。
　　活血化瘀法是针对血失调达的“瘀血”病变提出的一种治法。活血即疏畅血流，化瘀即消散瘀滞。我体会瘀血的主要证候特点有：
　　病史有外伤、手术史，极易损伤脉络，形成瘀血。有出血史，各种内外出血皆可使血溢脉外，形成瘀血。病程较长，“久病入络”，由气及血，导致血行瘀滞。
　　症状疼痛，刺痛样感，痛有定处，拒按；肿块；胸腹满闷，“欲捣其胸上”；发热，入暮发热或身觉烦热而体温不高，但也随瘀血部位不同而各异，如“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皮肤粗糙，甚则甲错，颜色黯黑或出现瘀点、瘀斑，或面颈部出现红丝赤缕或掌色暗红，或唇甲紫绀；大便色黑而润，或如柏油样；出血；精神方面出现健忘，发狂等证，“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善忘”；月经不调，经色紫黑有块或痛经。
　　以上诸症，最重视舌象的变化。因气血的微小变化从舌质上反映最早。对于本法我主要用于如下病症：外伤后遗症。早期采取活血化瘀法。我吸收了伤科治疗跌打损伤经验，受七厘散、紫金锭、回生第一丹等方启发，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药用苏木、刘寄奴、鬼箭羽、土鳖虫、菖蒲、豨莶草、鸡血藤、泽兰、赤芍、川芎。痛证。唐容川说：“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滞之故也。”举凡痹证、心腹疼痛、胃脘痛、头痛等都是不同部位的气血凝滞，故常以活血化瘀法治之。但应注意所在脏腑及夹杂病邪的不同，配合不同方法，选择不同药物。风证。包括内风、外风，主要指肝风内动引起之眩晕。头痛、口眼歪邪，震颤抽搐，甚至突然昏仆等证。风窜经络则可引起麻木瘫痪，半身不遂。无论内风、外风，当先从血脉论治。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外风当兼行血活血，内风则宜养血活血。且内风多兼脏腑阴阳之失调，或夹痰浊为患，应合用他法，方能十全。血证。指出血和发斑。唐容川说：“凡系离经之血，与养荣周身之血已暌绝而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故凡血证总以祛瘀为要。”治疗各种血证，如白血病、再障、血小板减少症等，并非一味补血止血，而是据证配合活血化瘀之法，选用作用较轻的活血化瘀药或祛瘀止血之品，如丹皮、赤芍、生蒲黄、茜草、三七等。久病。必然会出现由气及血、由经入络的病理机制，引起血行瘀滞。叶天士在其医案中多次论道：“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周学海亦引叶氏之说认为：“凡大寒大热病后，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瘀血。”许多慢性病后期多有血瘀的病理变化。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之大黄瘙虫丸证，出现“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之干血痨症，即是五脏虚劳，引起经络营卫气伤而致的淤血现象。这既是许多慢性病出现虚实夹杂的原因，也是一些虚证补之不当或虚不受补的原因之一。对这类病症我采用补中有消，消补结合或以消为补治法。如大黄猫虫丸即是一个“缓中补虚”的良方，常为我用。我认为，活血化瘀法是以通为补的方法，久病虚实夹杂皆可用之。癥瘕积案，都是气血积滞而成。《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王清任亦说：“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此时，须选用祛瘀力强兼有软坚化积作用的药物，如鳖甲、丹参、王不留行、三棱、莪术等。我还特别喜用虫类药，如虻虫、水蛭、癀虫、鼠妇等。此类药善走窜入络，通经破瘀之力甚强。这与叶氏主张“通络之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其义相合。妇人病。妇人以血为先天。肝藏血，若肝气郁结，失其调达则经血不调，或经产之后，血络受损，护调失当，均可引起经带胎产诸病。如经闭、痛经、月经不调、不孕症，慢性盆腔炎等均可用活血化瘀法，但常需与疏肝理气药合用。选药时，多选用兼有调经作用之活血化瘀药，如当归、丹皮、赤芍、灵脂、香附、元胡、蒲黄等。
　　（一）气血关系。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活血化瘀中佐入行气理气之品；虚证宜加益气之品，冀其推动血液运行。
　　（三）分清寒热。予以温经散寒或清热凉血之法，切不可泥于“温则行之”而一味温热，也不可拘于“遇寒则凝”而忌用寒凉。
　　（四）明确部位。我临床依瘀血部位不同，分别选用不同方药。头部常用通窍活血汤或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胸膈以上及两胁用血府逐瘀汤、复元活血汤及旋覆花汤等，腹中用膈下逐瘀汤，脐下用少腹逐瘀汤或当归芍药散，半身用补阳还五汤，关节痹痛用身痛逐瘀汤等。
　　（五）瘀血轻重。一般瘀血不畅，行血活血即可；瘀血内停者，应活血祛瘀；形成癥瘕痞块则应用消癥破瘀通经之法。
　　（六）根据病情配合他法。正虚者，扶正祛瘀；出血者，止血祛瘀；兼寒者，散寒祛瘀；夹热者，清热祛瘀；有痰者，化痰祛瘀；因湿者，渗利祛瘀；有肿毒者，消肿祛瘀；积块者，软坚祛瘀；妇人者，通经祛瘀等。
　　清热解毒法包括清热和解毒两方面，二者互相渗透密切相关，应从热和毒两方面理解本法。热证，临床观察火热颇多。《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火属热者占九条，几近一半。故河间有“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凡引起上下内外表里脏腑阴阳失调、阴虚阳盛者，皆可形成火热之证。毒之为病古人多指药毒、食毒及蛊毒等，以后则邪毒并称，有所谓火毒、热毒、湿毒、水毒、血毒、温毒等。今人将癌肿病因称为癌毒，可见毒的概念甚广。我体会，凡邪之甚者，重伤气血或伤及脏腑组织出现红肿、糜烂、溃疡等症，皆可谓毒。毒与火热有关，并非凡毒皆属火热。清热解毒法是指清解热毒而言的。热毒的临证特点：一般表现。程钟龄将热证特点归纳为“口渴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他如身热，面红目赤，皮肤黏膜发红，头痛头晕等证也常出现。组织损伤。火邪热毒易灼伤内外脏腑组织，引起局部红肿、糜烂、溃疡或形成脓肿。血证。迫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发斑之证。神志症状。引起心神不安，烦躁不宁，重则热毒入心，邪闭心包引起谵语，或热极生风出现痉厥抽搐之症。舌脉。舌多红绛或暗红，舌苔黄腻，或光剥，或焦黑起刺，或燥裂少津；脉多疾数有力或疾促细数等。
　　（一）痈疡。凡出现痈肿疮疡组织损伤之属于阳证者皆用之，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主之。内痈之证，配合活血化瘀排脓之法，如肺痈则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加赤芍、鱼腥草、薏苡仁、赤芍等。慢性发作常合用当归芍药散加减。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辨其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法。若热毒在血则凉血解毒，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犀角价昂难得，又常以玳瑁或广角代之，称之为“玳瑁地黄汤”，亦有其效。若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立法用药。
　　（三）癌。癌之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夹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法综合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证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回、芦荟、重楼、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热毒的轻重；顾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正确对待“炎症”，“炎症”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症”，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菌，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生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借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钟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证候，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