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影片《何以为家》的现实意义-“生”的思索

　　电影《何以为家》为我们展示了黎巴美难民聚居区的底层生活。笔者试图通过对影片纪实式的创作方式和当代难民身份认同障碍来讨论电影的现实意义。真实作为最有利的武器给予了电影力量，这种力量经过了导演的艺术创造又作用于真实的现实世界。难民问题作为国际性的难题其间有广大的空间值得探索，而这部影片更是将难民的问题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观众，让难民问题重回人们的视野。
　　当一个赤裸生命以人的精神去抗争却不被赋予的时候，当一个觉醒的灵魂奋起反抗却堕入循环的苦难的时候，当虚幻的影像与现实的生活近乎重合的时候，我想我们很难不被打动。
　　黎巴美导演娜丁·拉巴基的电影《何以为家》以难民之子赞恩的角度展现了黎巴美难民的生存现状。这部电影取材于演员的真实经历，取景于真实的难民区，聚焦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创作特点使得影片极具现实意义，也用真实的苦难再一次唤起人们对“生”的思索——生存、生活与生长。
　　《何以为家》是黎巴美女性导演娜丁·拉巴基用三年的时间调研走访，以纪录片式的创作精神对难民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绘。
　　如何界定电影中的真实，是长久以来被电影理论家讨论不休的问题。从电影本体论来看，巴赞所说的真实意为“一种可见的空间的真实”。
　　而娜丁·拉巴基以真实作为美学原则的创作，更加接近于卡努杜对于电影真实的阐述，“我们所称的生活真实一旦被搬进一部堪称艺术杰作的作品时，这种真实就不再是摄影机根据现实生活固定下来的真实了。
　　这种真实实质上存在于艺术家的精神中，就像作者的风格本身一样，它是艺术家的主观立场。”这种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一方面是受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导演对于黎巴美难民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怀。
　　影片中的“真实”原则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导演对于叙述方式和演员的选择。《何以为家》整部影片以客观视点为主，静静的关注这事件的发生、人物的行动，不带有主观的情感色彩，将悲悯的目光藏在镜头外。
　　这种具有“注视”感的视点给人冷静、平和的感觉，也增添了影片的纪实性。除开场的法庭戏外，影片主要采用了简洁明了的线性叙事，跟随小男孩赞恩的视角进行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在时空上呈现上比较流畅，让观众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进入赞恩的生活。扮演赞恩的演员是真实叙利亚难民、剧中因身份被捕的泰格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同样的经历、剧中泰格斯的孩子尤纳斯的父母在拍摄期间也因身份问题被驱逐出境，他们所表达的正是所经历。
　　这种真实打破了影像的幻觉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壁垒，在现实与影像的时空连接中获得了无限广大的真实力量，进而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也并没有随着电影的落幕而结束，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更加广阔的生长。
　　电影学者梁立中曾说：“每当观众在影片的开始或结尾处看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时，他们对于电影的看产生一些变化。‘真实事件’给了人们更多感动的理由，也让观众更加投入。”
　　《何以为家》又译为《迦百农》，在圣经中迦百农是耶稣传道的开始也是“被神遗弃的地方”，现今的迦百农只是一片废墟，而难民聚居区也是如此——得不到上帝的眷顾也落在了人们关注的盲区。
　　影片中难民的世界充满了无序和混乱，当生存变成了第一要义，法律与道德被轻易的僭越，更令人惋惜的是具有反抗精神和觉醒意识的赞恩最终也在这种混沌之中陷入悲惨命运的循环。
　　在意识到年幼的妹妹将会被嫁出去的时候，赞恩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时尚与冷静，但最终仍然抵不过父母以近乎买卖的方式将妹妹嫁出，愤慨之下离家出走的赞恩遇到了善良的、同是难民的泰格斯与她的小孩，在泰格斯被捕之后，失去了生活来源的赞恩用卖含有兴奋成分的药水、拿绳子拴住小孩的脚不让他乱跑用这些他的父母曾经使用过的生存手段来生存。
　　在生活维持不下去的时候赞恩最终选择将小孩卖给人贩子以求得到生存，而这种选择与生存的手段与他所反抗的父母是如此的相似，命运似乎在戏剧性的重演。当赞恩得知自己可以拿着钱和证件离开黎巴美去往瑞士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逃脱循环往复的苦难，开始新的生活，却又被自己没有身份的事实重重的打回了现实。
　　电影中的法庭戏是美好的幻象，幻想法律的出席、正义的到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黎巴美的法律中是不允许孩子状告自己父母的，如若没有这一场幻梦，没有身份的赞恩最后只能重新步入父母的生活轨道，在悲惨的命运中堕入无尽的循环。
　　充满母性光辉的泰格斯极力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温暖，在影片的开始泰格斯与一群因缺失身份证明的妇女一同接受拷问，一张张面孔背后是各有悲苦的求生故事。
　　没有证件就意味着没有工作，辛苦的劳作换来的薪水却要将大部分用于从人贩子手中购买证件，泰格斯的生活以“西西弗式”的方式荒诞前行，苦难一次次的反复，最终席卷而来——泰格斯被捕了，她幼小的孩子失去了保护、赞恩与尤纳斯一起陷入生存的困境，最终所有的美好都在苦难的循环中分崩离析。
　　赞恩的父母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来到黎巴美寻找栖身之所，相较于家乡随时可能遭遇生命危险的境地而言，黎巴美显然安全很多，这种安全是以生命的尊严作为代价的。
　　暗淡无光的眼神、疲惫的身躯、依靠暴力维护自己权威的身影是这个家庭日常的写照，在这对父母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未来的憧憬。“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有选择，我可能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好。”
　　影片中赞恩的母亲道出了自己委屈。他们向赞恩渴望去瑞士改变生活一样，也曾经渴望过在黎巴美能有所寄托，而幻想中的乌托邦终究还是破灭了。叙利亚是赞恩的父母的故乡，但他们只能远望，对赞恩来说从小生活的黎巴美是家乡，但在这里他是一个没有身份不被接受的“外乡人”。迷失的家园承载不了生的希望也无从寻求心灵的栖息。
　　从严格意义上，赞恩一家人甚至不符合国际社会对难民的身份认定标准。到目前为止，社会广泛认可的难民定义是由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共同设定的.....个人由于某种畏惧而无法抑或不肯接受母国保护的原因中，自然灾害、经济贫困和战争等是不包含在内的。
　　难民——这样一个代表了弱势地位的身份都无法被承认，那些理应拥有的社会权利更是无从谈起。赞恩的家庭更像是为了生存抱团取暖的流浪者的聚集地，没有家庭应有的温暖。孩子没能被照顾、妻子没能被疼爱在身份认同受阻的时刻，没有一个角色他们可以拥有，这本身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当生命本身不能定义生命的时候，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去对待这些“例外状态”的赤裸生命，以同情？以悲悯？导演娜丁·拉巴基以电影为利刃划开理想的幕布，将现实坦露给我们，或许，如同所有的受难者一样，这部电影不期待同情，不欢迎怜悯，只求改变现状。
　　如同导演所希望的，这部电影的放映引起了黎巴美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参与影片的孩子们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赞恩也和父母一起移居挪威开始了新生活，这些改变仅仅是开始。
　　导演娜丁坦言，“我认为虽然这是一部讲述黎巴美故事的电影。然而，这个故事是针对所有没有获得基本权利、教育、健康和爱的人的故事。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人物状态，是一个时代的症状，是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命运。”这一次，电影成为了改变世界的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